日前，苏敬勤教授应邀出席（第二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在大会的主旨论坛上，作了“中间突破性创新——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的演讲。以纺织服装业、汽车业、半导体业三大行业为例对比分析中国经济与全球化的技术瓶颈与竞争差距，从而前瞻性的提出中间突破性创新理论，将是中国企业创新突围的可能路径，以实现企业的优势技术资源和经济效应的均衡发展。
 

 

 

金砖四国作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随着四国经济快速增长，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并有希望在几十年内取代七大工业国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全球性的转变，或者叫全球性的转移。全球性转移实际上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两个问题起了绝对性的作用。一个就是跨国公司，另外一个是国家政府。实际上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环境和文化不同，各国政府对全球化采取的策略也是不同的，所以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国家政府之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际关系，国家政府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政策、产业及投资政策等手段来限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则通过渗透、扩张和重组、全球化/本地化战略，追求的是企业利益最大化。

在这样一种格局之下，在全球化环境的中国企业目前所处的位置，我想通过三个产业举一下例子。我们通过一个纺织产业技术的对比图来研究纺织行业，中国缺少世界级的服装设计师，品牌定位模糊，出口商品多为贴牌，自主品牌仅占10%，一直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虽然我国纺织品出口年年增长，但效益并未因此得到很大提高。中低档面料供大于求，高档面料又大量依赖进口的局面，使得中国纺织服装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外，我国纺织机械在数控水平、关键部件可靠性方面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高端纺织设备仍需依赖进口。国外供应商采取密码锁定设备管理程序、远程控制设备维修、关键资料严格保密等手段长期垄断和控制高端技术，所以，我国纺织企业引进高端设备的同时却难以引进高端技术。所以说即使在最传统的产业，我们的产业技术升级这条路也步履维艰。

IC产业，可以说是一个高端的产业，单从销售收入、出口来看，我们的IC产业仍然是世界最大。但是我们仔细对比不难发现，芯片设计技术我国企业主流设计水平为0.13µm-0.25µm，部分突破到90nm，国际领先设计水平达到32nm；芯片制造技术衡量的主要指标是晶圆尺寸和生产线宽。目前，国际主流制造技术的晶圆尺寸为12英寸，向18英寸发展。国内主流从8英寸向12英寸过渡；加工设备方面国内100nm等离子刻蚀机和大角度等离子注入机、晶圆抛光机等设备研发成功，并投入生产线使用，但设备在性能指标和工艺等级上与国外同类产品有很大的差距。而跨国公司不仅仅是装备、设备层面的创新，他们利用了全世界最高端地科技人才，从科学原理角度力求进行创新。

我们再研究一下中端产业也就是汽车行业，受汽车技术水平低的制约，我国汽车技术标准化程度低；整机设计基本上由国外设计公司完成，自主整机设计科技含量低；核心零部件发动机、自动变速箱虽已实现自主研发，但CVD（无级变速箱），DSG（直接换挡变速器）仍依赖进口；目前主要生产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汽车零件，但在技术含量高的汽车电子领域，特别是系统的控制、ABS 和行驶控制、行车导航系统、撞击传感技术以及新材料领域等方面缺乏自主开发和生产能力

综上不难看出，危机带来的首先是严峻的挑战，由发达国家发起的整个全球化进程，让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企业跟着发达国家的脚步去走，所以我们才说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这个全球价值链总的来讲，高端的一定是在发达国家，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定是处于低端，我们想从低端向高端走，但是由于全球化，门槛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跨过这个坎，能不能从低端走向高端，首先是一个挑战的概念。

 

我们再研究几个国内企业成功的案例，第一个是海信公司的产业孵化模式（hatch），与美国的格式不同的是，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孵化主体是几个比较有实力的集团公司，通过政策、研发方向、场地、政策等等方面的支持，来扶持一个新兴的产业，这里就包括几个环节，包括技术选择环节、技术整合环节，产品生产以及形成新的企业。这样一种产业技术孵化模式，实际上在中国实现的并不多。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环节。

第二个很多企业老总愤愤不平地经常讲到发达国家封锁我们高科技技术，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国内的三峡工程的市场换技术模式（exchange），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一对多”，国际市场是有多家企业都具有类似的技术，而中国企业只有一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获取技术成功的很有把握，当然三峡工程是个比较典型的个例。

第三个说吉利汽车并购企业模式（acquisition），吉利并购澳大利亚的USI公司、沃尔沃，基本上来讲也是采取一种新兴的理念和模式。我们在和外方谈判的过程中，实行品牌保留、独立运营战略，强调保留原有的品质，甚至强调保留原有的董事会、高管的团队不发生变化，这些都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可以提供更大的市场，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还有华为公司正向牵引模式（pursue）等等这些我们企业的成功案例。他们有个共性的特点就是都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它的产业技术水平已经在某些领域已经进入国际最先进的层次。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进入到标准层次，换句话说他可以进行标准的设定，然后进行关键性的设计、生产。这种模式总的来讲和我们目前大多数的企业所采取的模式都是不同的。
 

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在全球性转移的大环境下，它的发展思路是从低到高的逆向模式。这个逆向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实际上汽车产业我们先是整机组装，然后是零部件企业根据零部件的配套，进行一些简单地设计、研发，之后进行发动机关键部件研发，这就是我们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所普遍产生的模式。而发达国家在一些非常先进的跨国公司领域中，他们采取的模式和我们是完全相反的。它是正向模式，我们是逆向模式，换句话说发达国家一些非常好的企业，它是先设定标准，然后进行研发生产，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从整车往上走的逆向模式，基本上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所采取的模式，只有一开始把整车做起来才会获得盈利，获得了盈利企业才能够发展。如果一开始就进入高端这个企业是很难发展的。但是从下往上走，往往走不上去，只有极个别的优秀企业才能走上去，即使是好的企业，一些技术瓶颈也很难实现突破，这也是我们企业这么多年来真正从下走到顶端的非常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上往下的发达国家的模式，需要非常高的经济发展平台：众多的一流创新型人才、完善的资金技术的配套体系和商业模式等一系列支撑条件，选择从上往下走，也是非常难的。

除了从下往上走和从上往下走，那有没有别的模式呢？我认为这就是我要提到的关键——走中间路线。我认为很多企业应该走中间突破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我想说的中间模式。中央企业得到国家巨大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以及市场垄断地位的支持，具有全产业链的能力。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这种支持，中型企业做好中间的，就是在中间产业链找到其中一个环节来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来开发。投入重金来突破，从而实现的不仅仅是使自己的企业盈利，而且还能够辐射上下游。以上海某电子公司为例，主营业务为芯片制造，是中国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之一，拥有中国大陆第一条8英寸代工生产线，产品包括中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中所含智能卡芯片。如今，公司经营范围已辐射至芯片开发、制造、销售大规模集成电路产品，相关技术支持和设计服务等领域。所以说如果在中间环节取得突破，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在制造业，实际上在我们服务业也是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实现优势技术资源和经济效应的优化均衡。

综上所述，我们的企业在低端、终端、高端迈进，工业化信息化全面的提升，我们在各行各业都会面临巨大的商机，IC产业、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等行业正通过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实现企业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能耗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值和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正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这样我们的企业成长空间一定会越来越大。